自从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包括三菱重工、三菱造船、川崎重工、防卫大学等20家实体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禁止对其出口包含稀土、有色金属和零部件以来，中日两国的竞争氛围变得更加凝重。
消息一传到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便立即发声表态，称该措施“绝对无法容许，令人非常遗憾”，并要求中国撤回出口管制。日本外务省也同时向中国提交了“抗议”表态。可见中方的这一次反制，的确让日本“着急了”。而日本之所以着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对日本进行了精准反制：
第一，中国的出口管制直接针对日本的军工企业下手，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军工企业供应链，延缓了日本诸多的武器研发和装备制造。毕竟，被纳入管制名单的20家实体，涉及日本的军舰、雷达、导弹、电子软件、通讯、航空等多个领域，算是把日本军工企业“一网打尽”了。
中国不仅在稀土、钨、铅有色金属的供应上凭借储量优势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还依靠强大的矿产精炼能力，在镍、锂、铜等关键矿产上有重要的话语权。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为自卫队研制越来越多进攻型武器的日本来说，缺乏来自中国的物资供应，后果非常严重。比如，三菱因为这一轮出口管制，其FX战斗机、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新型潜艇的研发进度可能会被拖慢6到24个月。IHI（原石川岛播磨）因为缺乏中国提供的稀土，也可能会在永磁电机、精密部件和发动机制造上延误交付，进而影响日本F-15J和F-2战机的保养维护。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富士航空、川崎重工等多家企业身上。这对于试图在今年扩大防卫开支、提升军工产能的高市内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也难怪高市会因此心急如焚。
第二个方面，则是冲击了日本的稀土研发布局。日本并非没有稀土资源，日本的问题在于不具备大规模开采，精炼稀土的能力。这和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国家的情况是相似的。而要想拥有精炼稀土的能力，日本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至少5到10年的时间成本。而在此期间，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稀土出口的松紧程度，对日本的稀土研发进行阻击。这一次收紧对日军工企业的稀土出口，表明了中国拥有“收紧”的能力，而如果日本稀土精炼能力有了一定进展，中国又完全可以通过“松弛”手段，把稀土价格打下去，从经济上打击日本的研发成果。
在被中国精准打击到军工行业后，日本把火气洒到了联合国的会场。2月2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上，日本联合澳大利亚，芬兰和立陶宛在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人权方面的问题上发难，对中国进行攻击。而中国也进行了有力回击，先是用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和港澳地区蓬勃发展的客观事实进行辩护，随后指出相关国家炒作人权问题的行为实属传播虚假信息，还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内政和安全问题，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中方还点名批评日本，称日本对他国的人权状况说事儿掩盖不了自身存在人权问题的真相。并拿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处处遮掩，不敢承认历史，多次无视联合国人权机构关切的黑历史举例，有力反击了日本炒作人权问题的行为，用历史往事“将了日本一军”。
日本近期与中国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新闻，那么，澳大利亚、芬兰和立陶宛又为何会在25日的会议上，与日本站一边，与中国较劲呢？
先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2020年以后加入了“五眼联盟”的框架，并多次在涉及南海、台海的问题上无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日本、美国、菲律宾站在一起。澳大利亚政府还积极推动所谓的北进战略，近年来不断以“应对印太威胁”的理由提升军费。可以说，澳大利亚已经跳上了美、日的战车，参与到了遏制中国的序列中，因此他们在这一次人权理事会上和日本抱团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立陶宛虽然只是一个东欧小国，但近年来却屡次在台湾问题上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的“台代表处”，而非通常使用的“中国台北代表处”。这种违背一中原则的行径遭到了中国反制，立陶宛对华出口额一度在2021年下降了90%。但即便到了今天，立陶宛方面也没有实际的纠错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和日本站队攻击中国并不意外。
与前两者相比，芬兰与中国的矛盾没那么严重，中芬两国并不存在严重的利害冲突。芬兰更多的是出于维护“价值观认同”，因而与意识形态接近的日本、澳大利亚站队。当然，在这种意识形态触犯到中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国完全可以表达反对和抗议。
中国始终坚持在国际交往中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内政问题，日本和其它国家使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本质上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漠视中国主权，这一点中国是不能容忍的。日本和相关国家与其关心其它国家的人权问题，还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看看自身有没有存在，有没有解决相关的人权问题。
文 | 赵杰 国际关系硕士，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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